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知识青年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纷纷涌入延安，一时间，中国出现一股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潮流，成为当时国共对垒政治格局下的一大风景。

根据当时人回忆：“1938年夏秋之间奔赴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一次会上说：“抗战初期到延安的（包括到抗大学习的）知识分子共四万余人（西北局系统除外）”。除了国内青年，还有2000名左右的华侨青少年，分赴延安和华北、华中、华南的敌后战场。

延安像有巨大的磁场，吸引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投身革命洪炉。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广大知识青年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

青年学生奔赴延安

知识青年远离家乡、奔赴前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抗日救国。

同国民党消极抗战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坚定的抗日立场。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的外交政策，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八路军率先开赴抗日战场，同侵略者顽强战斗，对日作战不断取得胜利成果。

国共两党抗日态度和政策的强烈对比，使广大知识青年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所在，也坚定了自己的道路选择。

奔赴延安的一位上海青年说，“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声中，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大捷的消息，我的心就更加倾向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一位投奔延安的华侨青年说：“我们南洋中学有20多人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之所以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一是因为看到当时抗日最坚决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二是赞成中国的未来，应该走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抱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印象和认识，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知识青年纷纷来到延安。

中国共产党始终战斗在抵抗日寇的最前线，以顽强斗争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团结社会各阶层真诚抗日、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坚定立场，彰显了抗日最坚决最勇敢的光辉形象，因此赢得了爱国知识青年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吸引知识青年来到延安的，还有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建设开创的崭新气象。生机勃勃的发展气象，使得延安成为他们心中向往的理想圣地。

为团结社会各界共同抗日，促进全国政治民主化，党率先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边区开始实行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的普选，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1940年3月，边区开始建设“三三制”政权，在政府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映。1941年5月，边区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了保障人权、保持政府廉洁以及土地、工商业、文化教育和民族等方面的原则和政策。党还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实行精兵简政等。一系列举措和工作，使边区建设取得巨大成效，让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知识青年心中成为一个崭新世界，代表了中国的光明未来。

那时候许多知识青年一走进延安，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指出：“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已成了全国进步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而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特别是延安，他们才瞧见了他们的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一位青年来到延安后，表达了他的感受：“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墙壁上写满了抗战标语，画了不少抗战壁画。一清早，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成一片，令人精神振奋。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各项事业发展如火如荼，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面貌，强烈地吸引着广大知识青年。

抗战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及时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吸引知识青年来到延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党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正是基于对知识分子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党确定了重视和吸收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同年12月，毛泽东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1940年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指示：“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

党实施正确的政策，重视和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促使广大知识青年打消了心理顾虑，积极奔向延安。

1936年著名女作家丁玲在党组织帮助下，逃离被国民党囚禁3年多的南京，于11月来到陕北。丁玲到保安后，受到极高规格接待，党中央开了欢迎会，毛泽东、 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出席。会后毛泽东还填词《临江仙》赠送给丁玲，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丁玲感到，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

与共产党重视知识青年不同，国民党则采取消极态度。有一位青年回忆，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知识青年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重视和关心关爱知识青年，热切期盼和欢迎知识分子到延安发挥作用，对广大知识青年形成了强大的政策感召。

在主观方面，党围绕吸纳知识青年来延安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动员、组织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将吸引、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来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提出了“抢夺”知识分子的思想，“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为了同国民党“抢夺”知识分子，党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动员工作。

党积极利用报刊媒体进行宣传动员，通过党领导的《新华日报》《观察日报》《抗战日报》等以及国统区的《大公报》等，公开报道延安民众生活、战斗的场景以及宣传党的政策，使许多爱国青年从这些报纸上了解到延安的革命实践和抗日主张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日事迹，产生了对延安的向往。西方记者的延安行记，也是外部世界了解延安的一个重要途径，许多知识青年从这些西方记者作品中看到一个充满革命气氛、生机勃发的延安，产生了去延安的意愿。

1938年1月，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的王若飞发表了《欢迎全国革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抗战知识》一文，号召学生们到延安学习。直接面向全国招生是动员的重要方式，比如在全国发布陕北工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等招生简章，在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设立招生委员会，积极动员全国青年学生报考。党还通过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及其领导团结下的社会进步团体、新闻媒介或以个人名义，与知识分子、社会名流人士取得联系、沟通，积极介绍、组织、护送知识分子到延安。为了使知识青年顺利到达延安，党还进行了严密的谋划和组织安排工作，包括开具介绍信、保证去延安交通安全、筹措经费等等。

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宣传、动员和组织安排工作，激发了广大知识青年去延安的强烈意愿，增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

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党非常珍视这些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排。

党对这些知识青年的安排，主要在三个方面。

创办各类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各方面的专门人才。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等17所院校。党高度重视对这些知识青年的教育培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常关心学校建设，经常去学校讲课，毛泽东还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将知识青年充实到党、政府、军队工作中。毛泽东要求“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在使用知识分子问题上，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指出，“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在党的指导和安排下，一大批知识青年在延安参加党、政府和军队，扩大了革命队伍，他们逐渐成长为抗战的骨干力量，为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支持保障这些知识分子开展文化教育科技事业。比如支持保障知识分子成立抗日文艺社团、创办报刊等，为他们开展宣传和创作活动、发展文艺事业创造条件。党还支持延安知识分子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比如1940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组建了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后来又相继成立了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农业学会、生物学会、医药学会、卫生学会、地质矿冶学会等十多个科学团体，这些学术团体根据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按照各个学会的专业特点，有计划地开展比较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

中国共产党以真诚的态度欢迎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并想方设法给予妥善安排，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获得学习成才和为抗战发挥作用的宝贵机会，这也是促使他们奔赴延安，并坚定信念留在延安、留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助理研究员）